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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对郎咸平的评价

2018-03-12   来源:网络

导读: 2007年夏天,在撰写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时,我完全没有料到,我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会很快受到威胁。是有过某些危险的征兆:一般而论,北京正在强化对县的管制。2008年年初,《新劳动法》开始实施,南方的东莞市严格予以执行,形势变得急转直下。这个号称世界排名前几的制造中心经济基础塌陷了。许多东莞的工厂被迫将产品...

张五常

2007年夏天,在撰写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时,我完全没有料到,我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会很快受到威胁。是有过某些危险的征兆:一般而论,北京正在强化对县的管制。2008年年初,《新劳动法》开始实施,南方的东莞市严格予以执行,形势变得急转直下。这个号称世界排名前几的制造中心经济基础塌陷了。许多东莞的工厂被迫将产品零部件外判给家庭作坊或一些小厂,其规模之小以至雇佣关系变得模糊不清,某种程度上是回归了工业革命(第一次)前英国流行的外判制度。其它的工厂只能倒闭。2008年以来,东莞还未有过一笔象模象样的外商投资。

现在看来,《新劳动法》己不再严格执行。在一些地区,官员们为了给投资者打气,说那劳动法不过是装装样子。然而,官面上《新劳动法》还是存在。新劳动法实施的一幕表明,当今的中国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明显有别。那个时期高级别的官员会坦率承认政策失误。如今未闻此类声明。

贪污急速上升,不是因为体制本身的缺陷,而是因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政府大手笔花钱。哪里的官员都喜欢花公款,是金融危机给了北京最充分的花钱理由。我曾提醒,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损害不算大,可惜我是少数派。2008年11月18日,我认为仅限于己经规划好的公共工程,早点推出比较适宜。两个星期之后(2008年12月2号),我警告说,花钱不顾后果是灾难。到2009年3月20号,我建议北京应叫停疯狂花钱。皆石沉大海也。

中央政府海量花钱。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得到鼓励,花钱更多。确切的数字外界无从得知。各种估算表明,长达五年多的时间中,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各种项目上投入了三到五万亿美元。这种花钱易于滋生贪污,主要是因为它鼓励了政府官员从承包商手里暗地里拿回扣。按通常的市场做法,大家会认为这些钱是明面上的佣金。但暗地里拿回扣,钱款多少就一团迷雾了。即使保守点估计,三万亿美元按10%回扣,这一数目也高达三千亿美元。就政府项目资金而言,是既容易又诱人上下其手的。然而公平论事,只要政府用巨型弗里德曼直升机从天上大把撒钱,我认为哪个国家的贪污都会大幅上升。据报道,印度的贪污也攀到顶,欧洲国家类似情况。印度也好,欧洲也好,政府项目资金的增加都远远不及中国的规模。

在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一文中,我写道,中国一年所建的高速公路长得足以横跨整个美国。这建设速度很快翻番了。一年差不多要修成数百条隧道,何等神速啊!据说坐高铁从广州到武汉,在隧道里穿行的时间要超过露天之下的。然而,在这一建设狂飙中,有着可取之处。在其他国家,一查到贪污,项目很可能被叫停,然后就不知猴年马月能竣工了。在中国的情形,报道贪污时,工程总是能够竣工。不仅是能竣工——工程很漂亮的。高铁超级舒服,新机场壮观极了。我没胆告诉北京的朋友,没有回扣,这些工程未必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竣工。

很明显,凯恩斯学派的乘数不灵了。原因是当投入从与市价直接连着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抽出时,大型工程只是许诺将来有收入的回报。由于挤出效应,工资上涨很快,但投资不能产生及时的回报,以补偿企业家所作贡献中的租值部分。在这种条件下,投资项目的乘数当然低过政府直接在大街上派钱给大家花的情形。

国家债务——中央与地方的——肯定是急升了,目前,这些美轮美奂的工程是否最终能满足费雪条件,以及带来正的净现值,天晓得了。高铁无疑是以子弹头列车的速度建设的,但一年前我估算时发现,票价收入无法弥补运营的费用,更不要说利息成本了。整体债务因而不断上升。我直觉上的判断是,适当的时候中国会摆脱债务的负担。很多人可不这样想。前些天晚间,我看到BBC访谈一位非常聪明的中国女士,她看起来专长于中国的事实与数据,照她的观点,中国要走出债务的泥潭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。

在数学上是可能的,但这挤出加之于私人借贷之上,使实际利率超出五个百分点的时间如此之长,从而现在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企业破产率。这就是悖论所在: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一般认为中国在经济表现上是领先的,但同时期中国的股市被列为最熊的市场。

2009年左右,地方官员开始操弄数字来鼓吹整体的增长率,北京察觉到数据注了水,尽管他们也不确定到底注了多少水。如果你问我,我现在不好打赌,中国的人均增长率仍然保持正数。正是地方官员的收入分配体制导致浮夸的上报。近几年的增长率虽说高估了,早些时期的增长率却低估了。所以打平了说,我认为中国的整体收入及财富仍然被低估了。不容否认的事实是,中国在经济上变得强大了。

在“中国的经济制度”一文中,我注意到这一制度需要作些微调。我想到的是县的收入分配机制要变更与改进。我特别关注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是贡献与收入的不对等,这常常难以得到理性的解释。一些县的官员贡献巨大但每月收入只有几百美元。我认识的一位官员主理了一个项目,在项目移交市场处理时,净赚了两亿美元,但自始至终他的薪水一个月只有一千美元。因为所谈项目不涉及外来的投资,主事的官员没得到一分钱的奖金。第二件事是奖金虽说与外来的投资相联系,这主要是提供低地价吸引投资者的结果。当未利用的土地量减少时,不考虑其它方面的努力,奖金也会变少。由于增长速度快,一些最受欢迎的县土地供应正在或已经达到极致了。

2013年夏天,我在一次县官员座谈会上讲话,我集中讲贡献与收入的不对等,以及当土地供应变得紧张时的后果。我认为尽管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,将县公司化也许是一个出路。我解释说英国及美国许多城市都实行公司制,但在中国的情形,要将县公司化会更复杂,因为这一实体必须真正以商业开发为主。当我建议这是北京应考虑的一种可能时,听众极为震动。

执笔写这一后记之时,我不得不说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太好。我不是太悲观,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做事的实力,这是已被证明的。现在,北京正忙于搞反腐的运动,运动的规模前所未有。就我所读所闻,上文论及的经济上的挣扎还不是当政者关心的主要问题。他们会逐渐认识到需要马上行动。我主要关心的是,尽管如今中国的利益集团远甚于十年之前,我还未看到主管经济的人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良好的感受。要把经济政策制定好,良好的感受是必须的,其重要程度远远超过那些模型及建模之类的形式化知识。

2001至2007年间的那一时期,中国见证了必须称之为历史上最辉煌的经济腾飞。中国发生的事让现有的许多增长理论成了问题。就经济分析的目的而言,得不到准确的数据是个难题,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大约半数的劳动力都是流动的。在那一期间,我适逢其会,为数众多的投资者与官员都当我是朋友,慷慨的与我分享他们的知识。所讲述的真正另人叹为观止,再活五百年也难得一见。

(作者按:2008年我以中英二语在香港出版《中国的经济制度》,2009年在北京再版,今天西方某刊物要刊登该长文的英语全文。苏子云: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!为此,我用英语补加一个后记。)

……

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发展和改革。所有获得成功发展的经济体,都是因为制度转型非常成功,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中国在过去35年,经济发展成功的核心,其实是制度的成功。当然,制度的改革是有顺序的。

我想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几年,如果我们加以总结的话。第一,我们制度的改革始终是符合增长和增长推动的经济发展,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。第二,我觉得中国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,始终去识别我们所面临的初始条件跟约束。所以再好的制度,如果不具备这个初始的条件,面临非常紧的约束,这种情况下这些制度是没办法运行的。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很多领域的改革里面体现得非常充分。

我们要去识别初始条件跟约束条件,我国在不同的阶段,有很多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,来取代所谓最佳实践的制度。之所以这样做,我相信是更多地考虑到了初始的约束条件。我这里举几个例子,比如说张五常先生一再讲到的两权分离的问题,即使用权跟最终所有权的分离,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的改革战略。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,这些都不是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,更多的用承包的合同来解决经济过程当中的问题。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,这个变成了一个最佳的选择。再比如乡镇企业、地方融资平台,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看它有很多的问题,可是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,或许是最优的一种选择。那么这种选择在彼时的阶段和条件下,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。

然后我们再来看,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当时的一些制度的改革、制度的选择,可能不符合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标准,但是它在很大的程度上,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的一个最优的选择。比如说土地,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,虽然解决了宏观经济的平稳问题,但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本开始受到严重约束,这个约束在之前是没有的。在新约束下,怎么样让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,保持其公共基本开支的动力,同时又能够解决它的融资问题,而不会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呢?于是土地就开始成为在1994年以后地方政府缓解融资约束的一个工具,因为土地是可以抵押的,所以土地借用总体上在扩大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。当然它也是一种资本的投入,能够让在1994年以后的政府经济有了超常发展。这在张五常的《经济解释》里面做了很好的解释。除了土地以外,地方融资平台在90年代的后期之所以成为地方政府解决融资的一个重要的渠道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,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好,在当时预算法的制约下不能直接向银行取贷,由此出现了地方融资平台,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办理自己的公司来借贷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地方融资平台在90年代后期相当一段时间里面,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,为后面的经济发展做了重要的贡献。虽然今天我们对地方融资平台有很多批评,但是从经济解释的视角来看,地方融资平台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是一个最佳的选择。没有地方融资平台,没有土地抵押,地方政府就面临过紧的融资约束,我们也很难想象90年代后期中国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在当时的初始约束条件下,我们做了那样的选择,产生了那样的效果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,初始条件会改变,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变化。例如如今的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状况,已经远远好于十几二十年前。今天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,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约束条件去审查十几二十年前的选择。因此,现在地方政府不需要通过土地财政,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直接融资替代原来通过地方融资平台,通过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,因为我们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,今天地方发债的条件已经具备了。

在过去35年里面,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,我们用经济解释的视角去看,必须要关注约束条件,关注约束条件下我们做了什么。制度的创新,特别是过渡性制度的安排,在中国35年的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,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注重识别和尊重当时的初始条件跟约束条件,我们没有去做那些在约束条件之下完全不能做的事情。

(本文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在张五常新著《经济解释》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,由财新网编辑,未经作者审阅)